每年7、8月間,各學校與大學大都已完成收生的程序。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教育界視為頭等重要之事。升學,尤其是升讀大學,則從來都是社會流動及提高生產力的重要途徑,好的學校學位稀少,能否進入優秀的學校就讀,對個人前途及人生都可起到深遠影響,也會牽動着每一個相關家庭的情緒。學校如何擇優錄取學生,其標準及程序在不同社會倒不一樣,了解各地新生取錄的方法,對我們研判該社會的發展與未來有很大幫助。
先以美國的大學作例子。美國有着全球數量最多的優秀大學,其名校實力雄厚,學術成果不斷湧現,人才輩出。英國的一些大學排名機構,往往為了商業利益而誇大英國大學的實力及貶低美國大學的成就,我對這些排名,從不相信。但就算用英國的排名,美國的一些著名大學依然是全球學子嚮往之地。既然僧多粥少,這些名校的收生標準也一直備受爭議。
美國大學「平權」 偏袒少數族裔
具體而言,這些學校取錄新生時,雖也會審視SAT及中學的成績,但很多都不會以分數決定一切。有無領導力及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在體育音樂或藝術上有無特殊才能、對將來有無大志等,都可能成為參考的因素。這些雖有時帶有主觀判斷,但倒也無可厚非。不過,美國大學過去頗受所謂「平權」(Affirmative Action)的影響,對少數族裔,尤其是黑人,會特別加分,在美國的亞裔人口對此特別憤怒。為何憤怒?讓一些家庭背景沒有這麼豐裕的族裔也有機會入讀名校,不是好事嗎?
我相信是這些「平權」思想過了火。舉個真實例子,我有個朋友的子姪,是普林斯頓大學的高材生,畢業禮時還代表那屆同學作告別演說,這在美國學界是很大的榮譽。但可惜,他要申請入讀醫學院,只能入一所二流的,還要申請兩次才批。反觀一些成績遠遜於他的黑人,卻可拿着獎學金操入頂尖的醫學院。中國人初移民到美國,大多並非富裕,他們相信教育,對保障自己權益興趣不大,但因一代一代的勤奮努力,有些華裔家庭便晉身中產,想不到他們的努力及成功,反而成為入學時被扣分的因素。以上絕非個別例子,而是十分常見。哈佛等名校取錄學生時,一直把種族作為平權的因素之一,亞裔學生被設置了限額,此事近年鬧將起來,告到法院,終於在6月29日美國最高法院宣布哈佛的取錄標準違憲。此判決能否改變形勢,使亞裔不致受到「平權」的逆向歧視,我們還需拭目以待。
中國的大學錄取方法有無平權的考慮?過去是有的,但現在基本上只看分數!近日重看9年前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此劇對70、80年代改革開放的千頭萬緒有很詳盡的描述,很值得一看再看。鄧小平掌權後第一件做的事便是為科技專家平反,邀他們出山;第二件事便是在1977年恢復高考,從而重建了人民改變自己命運的橋樑。不要以為這是輕而易舉之事,阻力之大,無與倫比,其中一條便是有些年輕人被認為政治上有問題,考到高分也入不了學,這要在經歷過一連串鬥爭後才刪去政治上的平權做法。
內地只看分數 排除托關係入學
單純以分數一試定生死不是沒有缺點,而且缺點巨大,不贅。但在中國影響極大的關係網絡的大環境下,只看高考分數又常被視為中國社會中最公平的制度。月前我帶隊到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園參觀交流,當時高考尚未放榜,但校長倪明選教授告知,他們已決定收生時只看分數,絕不看其他。這是聰明的,一招便可把各種托關係入學的要求完全排除掉,更不會陷入美國平權所造成的泥沼中。
以分數為核心的收生標準在中國留美學生中也早已出現。中國自1978年開始派遣了50名訪問學者到美國後,接着便成千上萬的派遣了。但在早期,美國的大學根本無法判斷學生的優劣,所以李政道設立了一個考試,專門替美國的大學甄別中國的物理研究生。在經濟學上,普林斯頓的鄒至莊組織了一個鄒氏測驗(Chow Test),替美國的各大學選拔優等生。今天中文大學商學院院長周林,是第一屆Chow Test的第一名,我的舊同事、清華的李稻葵則是分數第二高。
香港的大學收生時多有聲稱會參考分數以外的因素。我曾負責過10多年的收生,感覺是其他因素不是完全沒考慮,但實踐上,這些因素的影響力很低。但有一事倒是與美國的平權考慮完全相反的。記憶中,20多年前教育局曾被告上法庭(當年主事人是羅范椒芬),原因是升中時,男生獲得一些加分,目的是要求男女生比例平等,因男生在那個年紀一般不及女生成熟,成績平均也較低,若不替男的加分,能升上心儀中學的男生便較少。法庭裁定,不應分男女,只看分數,到今天依然如是。我對法庭這判決,頗不以為然,蓋因男女生發展階段不同,不能用死板的方法。
(本欄逢周五刊登)
撰文:
雷鼎鳴
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欄名: 雷鳴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