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歡醫生是一位腎科醫生，曾任伊利沙伯醫院腎科部門主管，亦是現任香港移植運動協會榮譽會長。從醫40多年，深刻體會到器官捐贈如何扭轉一個又一個面臨生死邊緣的命運。從早期目睹年輕病人因洗腎限制而離世，到以母親身份親歷兒子命懸一線，最終因器官捐贈而重獲新生。這份兼具醫生、母親與義工的多重經歷，促使她退而不休，至今仍奔走於推廣器官捐贈的前線。
回顧從醫之路 投身腎科原因：好像還有一條前路可以走
回顧從醫的起點，周嘉歡醫生自言出身於那個時代的窮苦人家，當時父母並不想她讀書，希望她盡快投身社會幫忙賺錢，但她形容自己是一個很倔強的人，深知上學機會來之不易，因而分外努力。
中學時一次重病，有位老師給了她30元去看醫生，當下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讓她深刻感受到世界上還有人關心她，也堅定了繼續奮鬥的決心。大學時期，憑藉政府的資助，她的生活才逐漸穩定下來，繼續讀書。
至於為何走上從醫之路，周醫生坦言自己小時候的志願其實是做太空人，只是香港沒有相關學科，當年讀理科的她，在現實與老師的建議下，加上又不喜歡教書，便選擇了醫科。
在眾多醫學專科中，為何偏偏選擇腎科？她憶述，在80年代，醫學發展仍面對諸多限制，考慮到腦科和腸胃科當時的治療選擇不多，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藥可以幫到病人，而腎科至少可以幫病人洗腎，「好像還有一條前路可以走」，讓她最終投身了腎科。
難忘年輕病人因昔日洗腎限額離世
談到最令她難忘的病例，便是那個年代醫療資源體制下的悲劇。當時政府對洗腎病人設有配額限制：55歲以上、55歲以下未婚且非家庭支柱的病人，皆不能接受洗腎。面對這個規定，周醫生感到很難過，當時只能與同事「偷偷地」為病人洗腎。
周醫生憶述一位比自己當時還要年輕的20多歲病人：
我們不能幫他洗肚或洗血，我們就插一條硬的喉進（他的）肚裏面，將鹽水吊進肚裏面，然後不停地去換水，一個小時換一次水，24小時之後就把喉拔出來……隔一個星期就回來再洗。
「這樣的洗法一定是不理想的。」周醫生感嘆。大約半年後，病人和醫護都已經非常辛苦。最後一次，硬喉插進肚子後，卻出現了既不能進水、也不能出水的情況。在那名年輕病人去世當天，周醫生看著他在哭，但他一句怨言都沒有，他知道自己的病況，也知道醫生已盡力幫忙。「當時他在哭，我也在哭，因為當時沒有辦法幫他。」簽過死亡證後，周醫生坐在樓梯上，心中充斥著巨大的無奈與無助：
我作為一個醫生，我竟然幫不了一個這樣的病人。其實當時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有一個器官幫到他、給到他，他就不用那麼辛苦。
後來腎科醫生團結向政府爭取，最終取消了洗腎配額。
親睹洗腎女病人因不育輕生 深感器官移植必要
雖然現在沒有洗腎配額的問題，但周醫生指出，洗腎始終都只是暫時性的治療，它可以幫助清除毒素，但並非真正「救了一條命」。特別在當年的社會背景下，女性無法生育被視為極大的罪過。周醫生便經歷過最少兩名洗腎的女病人，因為無法生育，被丈夫拋棄，加上承受不住奶奶難聽的話語，最終選擇了自殺。
作為女醫生，這些事令她特別感觸：
洗腎都是一個暫時性的醫療方式，不能令那個人全面康復，所以在很早的時候，作為一個腎科醫生看到我的病人是這樣的時候，就已經覺得換器官是必須要做得到的，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個好的器官，我們就可以令到她們不需要洗腎。
後來，她加入了移植學會，這份體會變得更加強烈。以前作為腎科醫生，她只接觸到洗腎的病人；但在移植學會中，她見到了心、肺、肝等其他器官衰竭的病人，他們不像腎病患者般可以靠洗腎維持生命，他們的命，真正懸繫於生死之間。這讓她更深刻體會到器官捐贈與移植的重要性。
兒子幼年肝硬化瀕死 獲捐肝重獲新生
除了以醫生的視角見證生死，周嘉歡醫生更曾以母親的身分，經歷過等待器官捐贈的煎熬。
她的第二個兒子出生後便出現面黃，經抽血檢查證實肝功能不正常，患有膽管閉塞。在那個時代，香港還未有肝移植。當兒子讀幼稚園4、5歲時，有一天老師打電話來指他「肚痾」，但原來不是肚痾，排出的是血，代表腸胃開始出血，反映肝臟已出現肝硬化。從4、5歲到10歲期間，兒子因不停出血而常常出入醫院。
直至兒子十歲那年的某個夜晚，他一邊嘔吐一邊走到周醫生的房間，還來不及說話，便衝進廁所嘔吐，整個浴缸底都是血。那是兒子第一次感到害怕，他握著周醫生的手問：「媽媽，我是否會死？」周醫生當時心知情況有多嚴峻，她心裡雖然極度害怕、甚至不敢看著兒子，但仍安慰他說：「不用怕，我們入醫院吧。」
隨後，范上達醫生評估必須進行肝臟移植手術。雖然周醫生與丈夫皆提出願意捐肝，但范醫生因與其夫婦均為同事，坦言活體捐肝的心理壓力極大，故建議周醫生夫婦耐心等待遺體捐贈。
你可以想像到其實我們所有醫生都是，我們希望過身的人去捐肝，我們完全無壓力，但如果一個活的人捐肝給他親戚朋友，雖然無辦法之中都要這樣做，但其實對醫生壓力很大，萬一捐的人有甚麼併發症，有甚麼不妥當的時候，我們是很難過。
在經歷了大半年的煎熬等待後，終於有適合的肝臟出現。捐肝救活她兒子的是一名5歲的小朋友。雖然周醫生至今仍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她感同身受地表示：
可以想像，我這麼愛我的兒子，那個5歲的小朋友的父母，都一定很愛他的兒子。他都肯把兒子的肝捐出來，給一個他完全不認識的人。對於我一個媽媽來說，我真的很敬佩他，我很感激他。
周醫生常常告訴兒子，雖然是媽媽生他出來，但真正救他一命的是那一對父母，若日後有任何成就，都應該要多謝他們。
兒子康復後，16歲時隨她到泰國參加世界移植運動會，更奪得100米銅牌和跳高金牌。她經常跟兒子說：「你有兩個人的責任，你有自己的責任，你也有那個捐器官出來給你的小朋友的責任在，所以做的事要雙倍地好。」
康復者參與世界移植運動會 重拾自信與光明
正因為深知器官移植能重燃生命，周嘉歡醫生積極投入香港移植運動協會的工作。她介紹，由世界移植運動會聯會（WTGF）這個國際組織主辦的「世界移植運動會」（World Transplant Games），每兩年舉辦一次。在對上一屆於德國舉行的運動會中，香港代表團有40多名運動員參賽，連同家屬及義工隊，共有70多人同行。
每次出發前，協會都會為康復者安排訓練與檢測，確保他們的身心和心肺功能達到標準備賽。周醫生指出，這項比賽對康復者而言是極大的鼓舞。她曾帶領一名以前從不做運動的病人參賽，對方在跑了100米項目後拿到金牌。當時病人握著周醫生的手興奮地說：「周醫生我很開心，我估不到我可以代表香港去參加一個國際比賽，居然拿到獎回來。」周醫生當時回答他：「你是（可以的），你應該感激誰？感激捐個心給你那個人。」
自2012年起，她更在香港隔年舉辦「移植及透析人士運動會」，由最初2日增至4日9個項目，2024年更邀請到泰國、印度、法國等國家參與，運動員達600人，義工多達800人。
她認為，運動會不僅幫助康復者增強體能，更重要是建立了自信，讓他們覺得這個世界重新充滿光明。
積極投入專業組織 推廣器官捐贈
在兼顧繁重的腎科工作之餘，周嘉歡醫生自1986年正式成為腎科醫生起，便積極投入專業組織。她先後在腎科學會服務約8年，隨後加入移植學會，並開始組織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去參加運動比賽。在後期擔任腎科部門主管時，面對擁有400至600張病床的龐大部門，她過著「朝7晚11」的生活，但仍堅持抽空參與義工服務。
2016年，19歲女學生勞美蘭因肺部衰竭急需換肺，最終卻因等不到合適的肺而離世，引發社會極大迴響，反思香港器官捐贈情況為何如此不理想。時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與副局長陳肇始隨後組織了一個由多個NGO組成的器官捐贈推廣委員會（Organ Donation Committee），思索改善方針。然而，醫學界普遍認為政府架構辦事效率有限。為了追求「快速轉動」，包括腎科學會、移植學會、腎臟基金會、香港移植運動協會等11個組織在同年組成了「香港器官捐贈行動組」，推廣器官捐贈。
此外，組織與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達成方案，成立了全港首個專為捐贈者而設的安息地「大愛恩人」紀念花園。若捐贈者願意於該處撒灰，花園會為其建立牌匾，每年春秋兩季亦會安排病人前來祭祀。
退而不休 寄語社會互助共融
現時周醫生每周仍兼職看診三晝，其餘時間全投入香港移植運動協會的工作，安排乒乓球、羽毛球、門球等恆常訓練，並到學校推廣器官捐贈。同時籌備電台節目探討臉部、肢體、子宮等新穎移植議題，用創新方式喚起關注。
周醫生呼籲大眾理解與體諒等待器官的病人，因為他們沒有其他出路，若沒有器官便只能面對死亡的威脅。她感言，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未來的路會如何走，醫護人員固然希望病人得到重生，但其實無人能預料自己最終會成為一名病人，還是一名捐贈者。
這個世界需要互相幫助、互相包容。你今日是一個捐贈者，可能明天你是一個病人。
周醫生寄語，人與人之間唯有互相幫助，社會才能融洽並得到更好的發展，並期盼大眾能攜手支持器官捐贈，支持病人，支持大家。
撰文：廖雪君
攝影：林君茹、陳健珊
監製：黃存新